作为一名从传播学转向宗教学的学习者，笔者的学术起点并非始于对经典教义的宏大追问，而是源于一次微观的、甚至带有功利色彩的个人神秘主义体验。起初，这仅是一次基于熟人社交网络（朋友推荐）的占卜实践——试图在婚恋的迷茫中寻求确据。当时，一位据说“极为灵验”的塔罗师，准确预言了朋友姐姐意料之外的婚姻，这成为了我进入这一领域的“诱饵”。
然而，真正触动我的并非结果的准验，而是解牌过程中那种独特的“交互感”。这促使我从一个被动的问卜者，逐渐转变为主动研习神秘学知识的“求道者”。从阅读《秘苑玫瑰》到接触新时代运动（New Age）的“显化”法则，我的经历恰恰印证了科林·坎贝尔（Colin Campbell）关于“崇拜环境”（The Cultic Milieu）的描述：现代信徒不再是教义的被动接受者，而是游走在各种灵性资源中的积极探索者。
占卜师在木桌上阅读塔罗牌
更为重要的是，笔者的实践经验既包含了为身边好友的面对面解牌，也延伸至社交媒体上的互动与远程占卜。在咖啡馆或寝室的昏黄灯光下，当朋友亲手洗牌、切牌，并在我的引导下翻开牌面时，一种在日常嬉笑中难以建立的严肃而私密的场域被构建了出来。在这个场域里，平时难以启齿的焦虑、欲望与恐惧，借着“愚人”或“死神”的牌面被安全地表达出来。虽然我并不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，但在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似乎承担了某种类似‘树洞’的功能。这促使我思考：在人际关系日趋原子化的今天，为什么我们依然需要这些“迷信”？这种面对面的仪式互动究竟承载了怎样的社会功能？这不仅是一个关于迷信的话题，更是一个关于现代人如何安顿身心的社会学议题。
从“神圣帷幕”到“缓冲的自我”
要理解当代年轻人的“迷信”，我们必须首先理解现代性的宗教处境。这不仅仅是、甚至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“信仰的衰落”。正如查尔斯·泰勒所言，现代性并未导致宗教的必然消亡，而是带来了信仰条件的根本重组[1]（P5）。它打破了单一神圣帷幕的垄断，却也为一种多元的、个人化的灵性复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机。这不仅仅是信仰数量的增减，更是信仰环境结构的根本变迁。我们需要追问：在科学昌明的今天，为什么非理性的星象和纸牌依然能占据我们的心灵？
彼得·贝格尔在《神圣的帷幕》中指出，宗教曾经为人类建立了一套解释一切的、神圣的秩序世界，即“神圣帷幕”（Sacred Canopy）。它为人类遮蔽了混乱，让生老病死都具有了终极意义[2]（译者序P11）。在那个时代，一个人出生在基督教世界，他的一生——从洗礼到葬礼——都被包裹在这个巨大的神圣意义之中，他不需要去思考“人生的意义是什么”，因为教会已经替他回答了。
然而，现代性带来的多元化彻底撕裂了这层保护膜。贝格尔深刻地指出，我们从生活在“命运”中，变成了被迫生活在“选择”中。这构成了所谓的“异端的强制性”——在古代，“异端”意味着一种主动的选择；而在现代，“选择”成为了无法逃避的必然。对于都市青年而言，这种“不得不选择”的自由反而构成了巨大的认知焦虑。我们必须选择专业、选择工作、选择伴侣，甚至选择性别认同。当宏大的社会结构（如学历、体制）无法保证个人的未来时，这种选择的重负变得难以承受。于是，个体便转向微观的神秘主义技术，试图在混沌中抓取一点“确定性”的稻草，以此来缓解“认知贫困”带来的眩晕感。
查尔斯·泰勒在《世俗时代》中进一步描述了这种状态。在前现代的“迷魅世界”（Enchanted World），自我是“多孔”的（Porous Self）。那时的世界充满了神灵、恶魔和宇宙的能量，这些力量时刻可以穿透我们的边界。一个人可能会因为被诅咒而生病，也可能因为圣徒的遗骨而痊愈。虽然那个世界充满了危险，但也充满了意义和连接。
而现代人建立了一个“缓冲的自我”（Buffered Self）。意义不再弥漫于身外的世界，而是退守到了我们心灵的深处，与那个曾经充满魔力的外部世界划清了界限[1](P38)。正如泰勒所言，我们不再担心出门会撞到鬼神，因为科学理性为我们构筑了一道厚厚的缓冲区。这种“缓冲”虽然带来了安全感和自主性，却也带来了极度的孤独和意义的抽离（Disenchantment）。
现代塔罗热，实际上是“缓冲的自我”在寻找一种受控的复魅。我们在洗牌的那一刻，主动打开一个缺口，允许“神秘”暂时进入，以此获得情感的抚慰。这种体验之所以迷人，恰恰是因为它是可控的——我们可以随时结束占卜，回到安全的理性世界。这是一种“安全阀”机制，让现代人在不放弃科学理性的前提下，依然能享受到神秘主义带来的情感滋养。
仪式与叙事：作为“互动实践”的塔罗占卜
在长期的实践与对比中，笔者发现，塔罗之所以比八字等传统术数更受年轻人欢迎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似乎更契合泰勒所描述的“本真性时代”（Age of Authenticity）的精神气质，并提供了一种稀缺的仪式互动。
基于笔者的理解，以易经、八字为代表的传统命理学，更像是一种“古代的大数据算法”。它基于出生时间（输入数据），通过复杂的五行生克模型（算法），得出一个相对固定的结论（输出结果）。例如，八字会告诉你“命里缺水”或者“流年不利”。这种模式带有强烈的宿命论色彩——命运是“被写好”的剧本，人只能去“读取”和顺应。它的时间观是循环的（六十甲子），强调的是人对天道的顺从。
相比之下，塔罗占卜（特别是现代心理塔罗）则展现出高度的“表现型个人主义”（Expressive Individualism）。泰勒指出，在当代文化中，人们相信“每个人都有实现人性的独特方式”[1](P475)。塔罗的时间观是当下的、线性的，它更关注“此时此刻”的状态和未来的可能性。
在笔者的解牌实践中，除了基本的牌意分析，占卜师当下的直觉联想与问卜者的心理投射至关重要。这不再是听从一个外在于我的“天命”，而是一次向内的探索。例如，当朋友抽到“宝剑三”（画面是一颗心被三把剑穿透）时，我不会直接断言“你会失恋”，而是会观察她的反应——是惊讶、沉默还是流泪？这种即时的情感反馈会引导我调整解读的方向：“你现在是否感到心碎？这三把剑代表了哪些具体的伤害？”
通过这种对话，我们实际上是在进行“叙事治疗”。我们不希望被告知“你注定会离婚”，我们更愿意听到“你现在的潜意识里有抗拒亲密关系的倾向，通过调整心态可以改变未来”。这种解读方式邀请主体参与到对自己命运的建构中来，确认了我们作为独特个体的深度与价值。我们在故事中重新找回了对自己生活的解释权。
现代都市社交往往面临“无话可说”或“交浅言深”的困境。人际关系的原子化导致我们在大部分社交场合都戴着面具。社会学家兰德尔·柯林斯（Randall Collins）在《互动仪式链》中指出，成功的互动需要共同的关注焦点和共享的情感基调，才能产生情感能量。
塔罗牌在我和朋友的聚会中，恰恰充当了那个“神圣图腾”。原本可能尴尬的沉默，被“洗牌、切牌、抽牌”的一系列程序化动作打破。这些动作虽然简单，但具有极强的仪式感。通过共同注视牌面，我们迅速进入了一种“情感同频”的状态。
许多朋友向我反馈，只有在算牌的时候，她们才敢展露自己最脆弱的一面。在这个私密空间里，我们不仅交换信息，更交换“情感能量”。当一次占卜结束，朋友带着“被理解”和“被指引”的释然离开时，这种正向的情感能量不仅疗愈了她，也增强了我们之间的纽带。这种微观的社会互动，构成了现代人在宏大叙事解体后，重建人际信任的重要基石。
“拼贴”的救赎：信仰但不从属
结合网络传播学的观察与线下的实体互动，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，这种信仰形态已经演变为一种典型的“拼盘式信仰”（Bricolage）。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兴趣选择，更是现代宗教变迁的缩影。
英国宗教社会学家格雷斯·戴维（Grace Davie）提出了“信仰但不从属”（Believing without Belonging）的概念。这一特征在当代青年的占卜实践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现在的年轻人像逛超市一样，从佛教中取一点冥想，从心理学中取一点潜意识，从塔罗中取一点神秘感，拼贴成自己私人的信仰体系。这种体系是去中心化的、碎片化的。一个典型的现代青年，可能上午在谈论MBTI人格测试，下午在转发杨超越锦鲤，晚上则在研究星盘的水逆。
这种“拼贴”并非杂乱无章，而是遵循着“实用主义”和“自我中心”的原则。正如李升的研究发现，青年通过网络占卜实现了一种“主体弥合”——在现实中无能为力，但在虚拟的牌阵中，我们仿佛重新掌握了命运的解释权[3](P56-66)。这种信仰不需要我们向某个外在的权威（如牧师或方丈）下跪，它服务于我们的心理需求，成为了我们自我技术的一部分。
廉思在《现代性的止痛片》中指出，塔罗亚文化是现代性自身生成的“缝合机制”[4](P112)。在社会变迁加速的今天，传统宗教提供的宏大“合理性结构”已经失效。大学教育不再保证工作，婚姻不再保证白头偕老，甚至性别身份都变得流动起来。
在这种液态的现代性中，塔罗占卜提供了一种临时的“锚点”。无论是线上的“领取好运”还是线下的深度解读，塔罗占卜都通过一套极具仪式感的操作，在混乱的日常生活中切割出一个临时的、有序的意义空间。在这个空间里，不管是“高塔”的崩塌还是“愚人”的冒险，所有的偶然都被赋予了叙事的连贯性。这是一种“柔性宿命论”：它既安抚了我们对未知的恐惧（承认有命运的存在），又保留了我们改变命运的主体感（相信通过显化可以改变未来）。这种看似矛盾的结合，恰恰是现代人在理性铁笼中为自己找到的生存智慧。
回到引言中那个困扰我的问题：究竟是我选择了这条路，还是命运选择了我？
或许，在现代宗教社会学的视域下，这个问题的答案已不再重要。塔罗占卜的流行，与其说是迷信的回潮，不如说是现代人在工具理性铁笼（Iron Cage）中为自己保留的一扇透气窗。在算法算计一切、生活被KPI和数据量化的时代，我们反而更渴望一种“无法被计算的神秘”。
作为一名“信仰但不从属”的现代都市青年，我在洗牌的那一刻，并非真的在期待神明的谕令。我是在通过这套古老的符号系统，在这个“世俗时代”的“内在框架”之中，试图与那个焦虑、迷茫但依然渴望意义的自我，进行一场深度的、本真的对话。
这种对话虽然无法彻底解决现代性的结构性危机，但它至少在微观层面，为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体提供了片刻的安宁与连接。正如贝格尔所言，虽然神圣的帷幕已然破碎，但人类寻找遮蔽风雨的努力，从未停止。我们依然在废墟上，用碎片搭建着属于自己的小小祭坛。
参考文献：
[1]、查尔斯·泰勒. 世俗时代[M]. 张容南, 等译. 上海: 上海三联书店, 2016.
[2]、彼得·贝格尔. 神圣的帷幕: 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[M]. 高师宁, 译. 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1991.
[3]、李升,邵雨齐,付睿.虚拟依赖与主体弥合：网络亚文化视域下青年网络占卜的互动实践[J].当代青年研究,2025,(02):49-66.
[4]、廉思,吕芃馨.现代性的止痛片——塔罗亚文化的社会学阐释[J].青年研究,2025,(05):96-115+196.
[5]、王学文.都市青年群体的占卜实践研究[D].华东师范大学,2022.
梁碧璇
发布于：上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