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文转自：北京青年报
巷陌微光
我们俩的半生缘
◎刘宁
遇到我的那一年，她43岁。
记忆中的她，代表着幼童对于安全感的所有意义。无数个午后，伴随着李铁梅《红灯记》“我家的表叔数不清”的哼唱和有节奏的拍抚，小小的我进入梦乡。从小就手心热，她清凉的脸颊是我一双小手最合适的安放地，捧着她的脸颊成了入睡规定动作。
记忆中的她，满足着女孩对于美的一切追求。清晨起来，我定是要变换发型才肯乖乖吃饭的。她那双魔术师般的手，总能利用有限的发饰工具编出多样的花辫儿。还有人生中的第一件旗袍，也是拜她所赐——粉红的缎面，胸襟和裙摆两处各绣几朵梅花。
家境良好的她，解放前就小学毕业文化水平，写得一手好字、识得五线谱，也曾当过老师。随着丈夫响应国家号召，从大东北的省会来到西南三线小城，那时的她一定面临了很多我无法想象的困难。
物质贫乏的年代，她用勤劳智慧的双手给孩子们带来力所能及范围内最丰富的生活。所有的面食她都手到擒来，一家老小的毛衣毛裤都是她一针一线织出来，家里的门帘、桌布、沙发垫、窗帘，也都是她用缝纫机一脚一脚踩出来。
小的时候她上夜班，我坐在车间的角落里玩，看着她弯腰在数不清的机器部件里穿梭，拧几下扔到一处，不知过了多久零件堆成了小山，我便知道她快下班了。退休后她为了贴补家用，用木板和泡沫自制保温箱卖起了冰棍。夏天闷热难耐，她在广场一站就是一晚上，声嘶力竭汗流浃背，自己却不舍得吃一根。
在我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，火车鸣笛快要启动的那一刻，她踉跄地跑上车，搂着我的头轻轻贴了一下额头，我听见她哽咽的声音，而后她从喉咙深处微微笑了一声，低头快步下车。这么多年，我仍然清晰地记得这一幕……
我的孩子四岁时，是她最后一次来北京。身体原因，她无法再长途奔波。后来，她开始忘记——从刚发生的事情很快想不起来，到找不到家，再后来不认识我们……去年国庆期间，我带孩子回去看她，她已不能正常表达，依靠鼻饲维持营养。
回北京那天早上，我去床榻前跟她告别，她清楚地问我：走啦？惊讶之余，我非常不舍，就把头靠在她额头上，像多年前我们在火车上的离别一样。更让我惊喜的是，她的喉咙深处发出微微的笑声……这一瞬间，我知道她认得我。
奶奶离开我的那一年，我42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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