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去三年，梁鸿写了一本新书，关注因为情绪问题休学、失学、退学的孩子，以及他们的家庭、学校和相关的精神医疗机构。梁鸿想借此弄明白，为什么「被困」在家里，无法出门、无法走进学校的孩子越来越多。
和梁庄系列相似，这本书的创作同样基于梁鸿强烈的生命经验。她的孩子读高中时，也遇到了情绪问题，这之后，她发现，生病休学的孩子在她身边如此普遍。大家一样迷茫、困惑、痛苦。作为母亲，梁鸿说，她一度觉得自己无法突围。
2022年5月，她决定以写作者的身份重新面对痛苦，并试图探寻，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一代孩子普遍遭受严重的心理创伤。而自己，到底又在哪里错过了孩子。
她去了一线城市、二线城市、县城以及农村，采访了孩子、家长、精神科医生、心理咨询师、学校校长、老师等等。两年多的调查后，她意识到，这代孩子物质起点更高，但生存空间实际上更逼仄，「在成功学的逻辑里，被压抑得更快」。而父母、学校、社会并没有提供系统的支撑，导致他们失去了成长的土壤，最终被「悬置」起来。
写作这本书对梁鸿来说，是一个不断反思并推翻自我的过程，她的体重达到了历史最高纪录。很多时刻她都想放弃，面对几百小时的录音，和这些孩子无解的人生苦厄，她无法消化，「简直是难以承受之重」。但她总想到采访的一个孩子说，想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，能有多一个人看到，也许就是好的。「如果一个生病的孩子都这么说，那我作为一个写作者，为什么不能鼓起勇气去写呢？」
今年九月份，新书上市前，《人物》在北京见到了梁鸿。对话时，她满怀热情，并反复强调，在一些难以撼动的观念上，是需要发出呼喊的。作为家长，「我们完全被（成功学的）社会氛围和社会的价值取向裹挟住了」，「连这个都放不下，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孩子的种种思想和挫折呢？」她给这本书取名《要有光》，期盼着一些改变能在未来发生。
以下根据梁鸿的讲述和《要有光》的内容整理而成——
文｜吕蓓卡
编辑｜槐杨
我们的孩子怎么了？
2020年前后，我认识的几位家长的孩子开始出现严重的情绪问题。
文莉的孩子李风，正在读高二下学期，有天回家跟文莉说，他不想再去学校，也不会再去学校，不会参加高中资格考试了。其实，李风从高一下学期就说过不愿意去学校，过去，文莉觉得偶尔厌学很正常，直到这次，她才意识到，他是真的不上了。另一位家长陈清画，她的儿子吴用说自己一定要退学，她才反应过来，他早上已经不起床那么多次了。
我们都后知后觉，对孩子情绪的关照是非常晚的。我的孩子当时高中，也遇到了一点情绪问题，很艰难，我也很迷茫。孩子的状况已经很差了，我们才开始想，这个事情怎么办？
那几年，包括后来写了这本书，我才发现，孩子遇到情绪问题休学，在我身边特别普遍。很多人的孩子已经好几年不出门了，有的二三十岁，有的才上小学，完全在家。因为病耻感，这些朋友都不愿意说。
我最开始只是和几个家长在一个群里探讨怎么办，还没有进入真正的调查。2022年5月，是我个人最迷茫的时候，几个家长天天在群里聊各自的痛，觉得没办法突围。
我逐渐意识到，尽管家长好像都有很多知识，研究生毕业，好像对孩子非常了解，也愿意投入自己的生命给孩子，但孩子却仍然会出现各种问题，这到底为什么？我就想要写这个主题，它是我自身生命的痛感。作为母亲，作为一个写作者，这个问题太困扰我了，我想去弄明白。
开始写作之后，就发现，这是个太重大的社会问题了。
已经有很多数据。《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》显示，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群的30%，50%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，41%的患者曾因抑郁休学。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已达15~20%。这些数字如此触目惊心。
我到精神科门诊去观察，太震撼了。未成年病人太多太多。我去的不是青少年门诊，而是一个精神科门诊，几乎全是孩子，穿着校服，候诊区的椅子上坐得满满的，每个医生的诊室外都站得满满的。
各种各样的孩子站在那里，沉默不语。大部分是母亲带着去的，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流，都沉默无声等着叫号。
有个孩子的父亲看到我们，特别想跟我们交流。他的孩子面对着墙靠着，完全不看人。他说这个孩子已经好几个月不洗澡了，不出门，也不让人进门，房间都臭了。我看到那个孩子的头发一绺一绺，前面盖着眼睛，后面披在肩上，他应该能听到父亲的话，但他没有任何反应。
有个小女孩也是穿着校服，满脸惊恐的表情，走在路上总是贴在她妈妈身后。我记得特别清楚，我在想怎么回事？她如此惊恐害怕，她在害怕什么？
那是我第一次到医院，不到医院不知道，到了才发现那些数据不是假的。你必然会有一种心痛，那都是孩子啊，你会有一种不可思议之感，到底怎么了？
这些都是我特别想去写这本书的原因，我希望大家读了这本书有所震动。
梁鸿
有限的爱
我在网上发布了一则信息，说谁愿意谈谈自己的心事可以找我。一个叫雅雅的女孩做了回应，她愿意讲自己的故事，我就背着包去了她所在的城市见了她。在书里，我把这座城市称为「滨海」。
一开始，我和一个导演一起去的，目标非常宏大，还想拍个纪录片。但见到雅雅，在那里待了五六天，我们就把纪录片取消掉了。这些孩子都是未成年，他们的经历太残酷了，我不想他们有一天再次面对自己这样一个经历。
当时雅雅正在因为情绪问题吃药。她原本是个成绩非常好的孩子，在当地最好的高中，这所高中汇集着全市各地过来的尖子生，她在班级排名第一。但她一直有种滑落的恐惧。高一下学期，雅雅开始出现严重的焦虑，做卷子时，听到同桌翻面写字的声音就浑身出汗，手心湿滑得握不住笔，担心对方超过自己。她一想到考试就手抖得厉害，一个字也写不出来，害怕自己不是第一怎么办。她开始躲在家中，不敢出门，不愿意见任何人。
父母带她到精神科看病，量表测出来中度抑郁和中度焦虑。她爸爸不能接受自己的女儿是个「精神病人」，妈妈也很崩溃。
我们聊了很多她对母亲、对家庭的看法。她觉得很压抑。她生病的时候，爸爸有一次甚至跪在地上向她磕头，叫喊着「你快点好，我们都受不了了」。她妈妈是一个比她还脆弱的形象，她哭，她妈妈比她哭得更厉害；她崩溃，她妈妈比她更崩溃。她妈妈说，你住院，我就跟你一块住院，我也受不了了。她的父母没有给她任何支撑，所以她更加孤独。
雅雅的妈妈还找人来劝她，说妈妈多不容易，你要坚强，不能太脆弱；说因为你，妈妈的工作都快没了。这些进一步压垮了雅雅。她后来出现伤害自己的行为，被父母送进当地的精神卫生中心，住了二十几天的院。
滨海是一个二线城市，我发现在当地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，家长处于迷茫状态，他们不知道孩子怎么了。
我在精神卫生中心见了好几个做心理咨询的孩子。有个女孩脸圆圆的，打扮得很可爱，她讲她一进到班里面就呕吐、头晕，觉得无数人在她面前说话，她受不了马上就得出来。她已经住过三次院了，但她的父母完全是茫然的状态。他们的心里只有一条路，这个孩子还要上学。
我觉得太残酷了。很多心理咨询师也跟我发出无奈的感叹，说孩子都已经自残，已经要情绪崩溃了，家长还在问第二天能不能上学。
家长肯定不是坏家长，但这说明家长跟孩子简直远得不能再远了。我们根本没有同理心去感知对面的声音。这让我意识到，所谓「父母都是爱孩子的」，这句话需要再重新思考一下了。
我看到一个新闻，一个家长特别得意，说我的孩子没有浪费任何时间，从补习班到补习班，中间的四十分钟在车上读英语。我觉得特别震撼，这四十分钟为什么不能让他发呆？他已经从这个补习班到另一个补习班，中间那四十分钟还要让他听英语。如果说父母都是爱孩子的，这种没有任何缝隙的爱是对的吗？如果你把你的孩子作为一个生命来看，难道你不能理解他很累吗？
通过雅雅介绍，我认识了她的心理咨询师阿叔。阿叔在当地的补习班曾经非常出名，以收留差生为主，一开始为来补习的学生免费进行心理指导，之后也进行有偿心理咨询。
2019年开始，来到阿叔这里的孩子越来越多，状况也越来越复杂，几乎三分之一的孩子有严重情绪问题。2021年国家出台「双减」政策之后，阿叔补习班的补习业务基本停止，留下来或者再找过来的，就都是这样的孩子。
我第一次来到这个班，就被深深震撼。我见到了很多孩子，他们和雅雅一样，看起来非常正常，但稍稍探究，就能发现他们的痛苦。有个女孩叫敏敏，她太可爱了，但她手腕上，那些被自己割得纵横交织的伤痕，已经变成一条条浅白的纹理，如果不是数量太多，过于杂乱，你可能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。我无法想象，他们怎么可能遭受那么深重的灾难？
我和阿叔一开始也有争吵。他总说家长都是冥顽不化的，与其把时间浪费在家长身上，不如花到孩子身上。我说你不能这么说，我为什么来写这本书，难道不是出于作为家长巨大的想要改变的心理吗？那么多家长听你的课，跟你聊天，难道不是出于想对孩子好的心态吗？
他说不是这样的，家长的思维太难太难改变了。
后来在补习班见到很多家长，我也开始反思。当然我们不是要批判家长，但我们也要意识到，家长的爱是有限的，我们对孩子的爱是有限的。
敏敏跟我叙述她妈妈家暴的过程，我也是非常震撼。敏敏没有哭，但我哭了。说她妈妈打她，她给爸爸打电话，她爸爸什么都没说，就说你俩解决吧，就把电话挂了。
我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。怎么能这么残酷？但作为父母在做这样的事的时候，你总有理由，妈妈在愤怒之中，爸爸又跟妈妈在发生矛盾，你不觉得它残酷。但落到孩子身上真的难以承受。
还有个女孩叫小夏。小夏很小的时候，她爸爸就开始打她，最严重的一次，追到酒吧里打。在一个公共场合，十三四岁的孩子，她也有个脸，对吧？那之后小夏就开始失控，骂她的父亲，不愿意回家。她的父亲，更狠了，把她送到精神卫生中心，觉得一个月不就三千块钱嘛。
你说她父亲是个坏人吗？在生活中他或许乐于助人，跟同事关系非常好，出去吃吃喝喝也很有面子，还是个领导。他可能还觉得，自己供小夏这么久，小夏是个白眼狼——你的钱难道不都是我给你的吗？
就是这样一群外面看起来正常的家长，做出了这样残酷的事情。只不过一些人做得更极端一点，但实际上我们都是这样的人。
过去，家长在一块，谈的都是孩子的问题，你的孩子多么倔强，我的孩子多么不听话。李风不上学的最初几个月里，文莉在讲到她看不起孩子的那一刹那，我也是非常震撼的。这种隐藏在我们思维深处的东西，是多么残酷。
我们会觉得我怎么可能不爱我的孩子？我们都很自信。但稍微想想，孩子脱离我们掌控的时候，我们内心的愤怒都是有的。虽然我们不会打孩子，但会忍不住想去冷暴力他，我们脸垮着，我们不开心，我们让他知道我们对他有意见。
这难道不是爱的反面吗？我们完全忽略掉了这一点。当孩子不按照我们需求来的时候，我们的爱就没有那么宽广了。
你的孩子是个好学生，乖乖巧巧听你的话，你爱他，这很正常。但当孩子调皮捣蛋、成绩在后面、老出去逃学，你还愿意用你那种宽广的爱爱他吗？
「父母都是爱孩子的」，这种话让我们推卸了太多责任，遮蔽了我们太多问题。我们也是个人，我们也是自私的，是有限的。对待孩子，我们是有条件的，甚至是残酷的。他们听话了，我们就对他好，他们不听我们的话了，我们另外一种样子马上就出来了。我们的虚荣，我们的成功学逻辑，我们所有对自我的失望，都会给孩子。
所以在这么大量的采访里，我才突然意识到，我们的爱太有限了，我们没有那么伟大。如果我们真的爱孩子，我们就会共情他，可我们没有。
图源电影《困在心绪里的儿子》
没有朋友
最终，我把书的主题界定在18岁以下的青少年，因为情绪问题休学、失学、退学的现象。我想写孩子在情绪崩溃边缘晃动，家长该怎么做？我们要警醒哪些东西？
在阿叔的补习班，我意识到了孩子们为什么遇到情绪问题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他们没地方去。现在的孩子太孤独了，没有任何一个空间可以容纳他们。雅雅说，只有补习班里的人不会轻易评判她。
孩子在这个空间里很自在。他愿意付出多余的时间给他们。一个孩子一周可能咨询一次，其他时间在这个补习班上课，啥时候来都行，晚上十一点走也可以，他不限制。
家长在这里也放松，很多家长会从下午三点多呆到晚上十点还不走。他们的问题可能没办法跟别人聊，对亲戚、对身边的朋友都无法说出来，但在阿叔这个地方，他们可以畅所欲言，彼此之间出主意。
在我们的社会，病耻感还是相当严重。大家都憋在心里不愿意讲。这种孤独感对家长是巨大的压抑，他们更不知道怎么面对孩子。所以阿叔这个地方，建构了一个新的空间的形态。空间本身，可能就具有某种疗愈的功能。
前面提到的小夏，因为自杀倾向被她爸爸送到滨海市精神卫生中心，住了一个月的院。阿叔知道后赶紧去看她，说让她出来吧，我来管。这句话一般人可不敢随便说，我当时听到的时候，都觉得天呐，谁敢负这个责任。
阿叔有很多次像这样急匆匆地冲到精神卫生中心，看着被绑的孩子流泪。他每次都会说，把孩子接出来吧。有些家长宁愿让孩子住在里面，也不愿意让阿叔试试。这一次，小夏的爸妈同意了。
小夏不愿意回家，就住在阿叔补习班的一个小房间里。补习班当时在一个写字楼，一到晚上十点，大楼关闭，暖气就停了，冷得不行。即使这样，小夏也坚持要住在这里，坚决不回家。
这个空间对一些孩子来说，的确是提供了某种可能。还有敏敏，她已经休学三年，她想重新考高中，每天来这里学习，也可以和阿叔、家长聊聊天。这就让我开始想，作为家长，该怎么样给孩子提供一个空间？
我也发现，这代孩子怎么都没朋友。我后来到县城和乡镇采访，写到一个女孩时，发现人际关系变成了这代孩子的一个大问题。
她特别想交到朋友，第一次发病就是跟朋友吵架之后。她太想要朋友了，太孤独了。所以跟朋友发生冲突，她整个精神崩溃掉了，住进了精神卫生中心。出院后，人际关系依然是她非常大的困扰。
这是采访中，我意识到的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。在北京，像陈清画、文莉几个好朋友的孩子也是一样，他们年纪差不多，小时候都是好朋友，慢慢地，各自读书，突然就不是朋友了。这多么遗憾，小时候经常一起玩，长大各自忙着补习，没时间玩了。
这代孩子交朋友很难很难。一进到学校就开始学习。现在有很多超级中学，把周边好的老师和学生都集中在一起，教室外的走廊上拦了很高的围栏。我听到甚至有小学现在叫「静默学校」，进到学校就不能说话，下课也不要乱动。
一些学校还有摄像头，孩子抬头两次就会被监控到，要问为什么抬头。我的天呢，这还是学校吗？放学一到家，也是作业马上就堆上，十点半之前，他们几乎是没有一丁点时间去找同伴的。他们怎么可能交到朋友？
我们作为成人，难道意识不到人际关系对小孩是非常大的困扰吗？很多孩子都跟我提到他们没有朋友，非常非常孤独。家长为什么一点都意识不到呢？
图源电影《少年日记》
两代人的错位
我们这代人，从小我姐姐告诉我，考上大学是你唯一的出路。你能考上哪怕中专，也能改变你的命运，从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，就是个质的飞跃。到这就可以了。吃饱穿暖，再获得一点社会地位，那太好了，我们的精神价值得到了一个极大的认同。
但这代孩子，吃饱穿暖不构成他们的价值满足，他们对自我的要求是非常高的，我为什么活着，我活着有什么意义？我为什么要上学？我上学得到了什么？它对我个人的满足有什么关系？他们都在想这些问题了。
我们家长还停留在成功学，你必须要考上大学，找一份好工作，还停留在生存角度、功利角度来考虑问题，那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错位。
在海量的采访之后，我意识到这代孩子的生存空间实际上是更逼仄的。哪怕他们物质起点更高，但他们在这种成功学的逻辑里，被压抑得更快。
就像雅雅一旦考不到第一名，她就会非常恐慌。她从小学习好，因此得到了很多家长的表扬，朋友、老师的肯定，她一旦滑下去，她觉得整个生存的基础都没有了。
很多咨询师告诉我，优等生更容易出问题。他们怕滑落，他们的自我认知更高，对社会的敏感度更高，也更容易出问题。
像书中的吴用，这样的孩子老觉得我想要思考，而老师觉得你现在重要的是考试，你想那些无用的干嘛。你该刷题刷题呗，熬过这三年就好了。家长也这么说，补习班的老师也这么说。每个人都这样想，你那么聪明，明明好好刷一下题，就可以占到第一名、第二名，考上北大清华。但他不愿意，他觉得自己会被机器驯服的。
这样有想法的孩子其实很多，但大部分孩子都压抑下去了，因为抗争的结果必然是孩子失败。
就像雅雅说，我们想的是如何实现自我。但对这代父母来说，这是个完全崭新的课题。成功学的诱惑对我们这代人太大太大了。
写北京这几个家长时，我用的全部是追溯的方式。陈清画去给孩子报补习班那章，她非常紧张，结果对方并不在意。我写的时候觉得太滑稽了，家长完全被驱动了。另一个家长沈春的孩子也是，高中上北京最好的学校，最好的班，整个高中生活都被各种话语围绕和捆绑，沈春相信，「我的孩子一定要上北大清华」。身在话语中，人是很难拔脱出来的。
如今，这几个孩子都已经成年，家长们才能坐下来，稍微有一点距离感地去分析当时的心理。陈清画说事后回想，那是一场蛊惑。
这是我们这代人和他们这代人巨大的差异。所以我说为什么要把孩子当做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，你要理解他才行。很多父母只停留在自己的经验之上，不愿意跟社会共进，跟孩子共进。我经常听到有人跟孩子说，哎呀，我这辈子完了，就靠你了。但你凭什么说你这辈子完了，你才50岁，你完了吗？你把这种话压给孩子，是多大的压力。你凭什么自己是一堆烂泥，要求你的孩子上进？
你要重新理解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里面孩子在遭遇什么，在经历什么，这样你们的交流才是有效的，你才知道你说「你什么都不用管，你学习就好」，这句话是无效的。他当然要管，他要管我为什么活着。你让他不管怎么可能？人但凡有自我意识，都要想的。
图源电影《花漾少女杀人事件》
驱逐
在滨海，我和阿叔到一所相当出名的私立中学听了一堂课。我发现比较多动或者有多动症的孩子，学校的体制不会给他们提供特殊的帮助，但这些孩子如果跟着大流走，往往会被排斥。
一个叫小正的男孩，读六年级，老师说他在课堂上会从后面爬到前面，边爬边给两边的同学送东西，再爬回去，经常引得班级骚乱。有家长来学校反复投诉，学校就要求小正的妈妈陪读。
我去的那天，整个教室把他们母子俩围在最后一排，旁边座位都是空的，母子俩的位置像个孤岛，特别可怜。
我看着触目惊心。家长可怜，但毕竟是成人，小孩怎么办？他想跟别的小孩说话，但他不知道怎么去交往，总是用一些不恰当的方式，拍一下，打一下，他越是被排斥，越是行动不恰当，越是容易引起众怒，引起老师的反感，最后恶性循环。
那时候，其他家长和小正的矛盾已经到了最后时刻。家长说必须要一个说法，否则就要联名到教育局告状。他们已经告诉自己的孩子，不要理小正，不管是在课上还是课下，就是要孤立他。家委会提出了三个方案，要么小正退学，要么把小正放在教师办公室，老师在课后一对一给小正补课，要么其他家长花钱，雇一个退伍军人来陪读，上课坐在小正旁边，给他造成一种威慑，看他敢不敢捣乱。
方案一个比一个狠。我能看到这个事情里家长痛苦，家委会的会长咄咄逼人，但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，家长都追求成绩，小正的存在确实影响了其他孩子上课，他们觉得我的孩子凭什么陪着你长大？但我们没有制度层面的措施，只有家长在艰难地挣扎。
这种驱逐和孤立不止发生在小正一个人身上。文莉一直提倡快乐教育，从来没给孩子报过任何课外班。她觉得自己做得很好，但别人都在精英教育，她在快乐教育；别人都在卷，她不卷，她的孩子就被抛下了。抛下也许不那么重要，但抛下过程中被孤立是重要的，被歧视是重要的。
她的孩子李风在学校成绩不好，同学也不跟他玩，后来办了休学。
李风休学后，文莉尝试带他去麦当劳打工。但他高中没有毕业，麦当劳的店长对他说，我们这里不收不好好上学的人。我听完特别震惊，班主任、学校、社会，连一个陌生人都可以判断李风，说你不行。
这种随口而说的话，把社会内部阶层的固化和我们的偏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。老师们都会说，你考不上大学就去送外卖、送快递，一个孩子就说，你们凭什么说人家送外卖就不好呢？
从外部的社会系统，到内部的个人评判系统，李风都被孤立以后，他完全把自己孤悬起来，实际上，是整个社会把他孤悬了起来。他已经两年没上过学，一个人在家，也不跟妈妈交流，很孤独的状态。
之前写梁庄，我长期在农村调查，感受很深，一个社会只有把三六九等的观念越来越淡化，才有可能给每个人和每个孩子相对公平的空间。当整个社会都不评判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才会放松，才会对自己的职业有尊严感。
这种由来已久的成功学，我们每个家长都被绑架了，并且在成为一个推手。我们没有任何反思的可能和自觉，完全被这个社会氛围和社会的价值取向裹挟住了。但我们是成人，我们的孩子已经在生病，我们是不是应该静下来好好琢磨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们到底在做什么。
图源电影《少年日记》
看不见的创伤
了解过一线和二线城市，我想去看看县城和农村的情况，就去了我老家河南的一个县城，在书里，我叫它丹县。
在丹县，通过朋友介绍，我认识了一个精神科医生，他正好在乡下坐诊。他坐诊的镇上刚有精神科没多久，他说2022年、2023年的暑假，收了很多未成年的孩子，他当时挺震撼，怎么那么多未成年的孩子？
我在镇上的精神科病房待了很久，采访了那里面的孩子，他们大多是留守儿童。
之前我在农村做过很多年的调查，我知道农村的发展相对落后，但采访时，我发现，这些孩子的家庭并不是绝对的贫困。我忍不住想，如果一个农村家庭不是非常必要，夫妻俩能不能有一个人回家？或者带孩子到打工的地方读书，让孩子在自己身边，而不是让孩子这么孤独。
我从丹县教体局负责学生心理健康的老师那里，听到了一个女孩喝农药自杀的故事。她太孤独了。她的爸爸妈妈常年在外打工，一年回来一次，后来又生了孩子，就两三年回来一次。她一个人寄宿在姑姑家，念的是私立学校，费用挺高，一年一万多。但她觉得自己学习不好，考不上大学，又花着爸妈的钱，意义何在？她跟这个老师说，自己找不到上学的意义。
我听这个故事的时候，真的太难受了。父母就不能给她一点点在她身旁的可能吗？把她也带在身边读书，就不可以吗？
这是看不见的创伤，这个女孩选了一个极端的方式。我前段时间在短视频上听到一个人说，他到现在都喊不了爸爸妈妈。他从小跟着姥姥生活，他的爸妈一年回来一次，后来在外地又生了一个孩子，一年也回不来一次。他说他最幸福的一年是到他爸爸妈妈那里过暑假，只有那一次。原来说得好好的，以后还能去，但再也没有了。四十岁左右的一个人，一说到这儿还在哭。
他说留守儿童是一个时代的创伤，也是他个人的创伤。他已经做了各种各样心理的建设，但他依然觉得这是个巨大的缺失。我在想，我们能不能再重新思考下我们该怎么办？现在的生活没有过去那么艰难，上学的政策也没有过去那么古板，我们可不可以稍微陪陪孩子，这个真的是需要发出呼喊的。
我在丹县也看到，很多政策已经开始慢慢到位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开始之后，重型精神病被列入重大疾病，住院报销比例非常高。有些医院可以统筹安排。丹县的教育部门，对青少年心理问题开始干预，出台的政策也越来越多。我去的这一年，丹县教体局和一家公司合作成立了「丹县中小学生心理服务中心」，就建在当地声誉很高的私立学校，足有上千平米。
这个心理服务中心设计得很温暖，我看到这些觉得挺欣慰的，跟里面的老师交流，也真的觉得挺接地气。但是怎么样让孩子走到这个地方，又是个巨大的问题。
哪怕需要的钱并不多，但观念使然，孩子们很多也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，无法去说这些东西。怎么让孩子走进心理咨询中心，在那里聊天、说话、敞开自己，还有很长很长一段距离。
书里的这部分，我也写了超级中学的模式。全国上下都在学习这种模式。尽管有人觉得这样的模式使农村的孩子有可能考上一个好大学，这个层面是积极的，但是很少有人提到，孩子们在这里遭受了多大的创伤。
很多孩子初中就去了超级中学，六年，每天过得那么紧张。哪有一丁点时间思考、去建构自我？各种各样身体的疾病在孩子身上发生，但我们通通不理会，把教育变成一个延迟的东西，你熬过这六年就行，熬过这三年，这一年。
一个孩子跟我讲他在里面待了一年，盲目地跟从。他不知道自己干嘛，反正每天都很忙很忙，厕所的蹲坑他算得那么清楚。更深刻的伤害可能是精神上的，这些是隐性的，不可能大家都生病住院，但隐性的创伤一生都会伴随他们。
现在很多县城都是这种模式，所有好的老师都被集中到一个学校，其他学校则相对变得没落，连生源都找不到。我们镇上原来有个很好的中学，还考上了不少大学生，但这些年却几乎连一个学生都没考上。
教育部也出台了双减，但政策为什么很难推行？因为这是大的思维结构造成的。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份子。为什么我在书里强调，我们更容易做改变的是自身？大的社会压力，比如学校制度，我们靠一个人的力量很难撼动的。但假设你是个老师，你看到这本书，也许可以至少不那么轻易跟一个孩子说：不行你退学吧。你可以少对孩子流露那种毫不在意的眼光。
如果是家长，我真的希望，我们现在没有那么绝对贫穷，可不可以改变一下观念，在孩子身边多呆一会儿？
如果我们稍微勇敢一丁点，稍微撤出那么一小步，这个事情就有可能往前走了。
梁鸿新书《要有光》
他不会如我所愿
这本书写到一半，我才突然发现，怎么没有父亲的形象？我努力去找，想去做个平衡，但根本找不到。我只好按照现实来写。
大部分孩子的冲突都是跟母亲发生的，好像母亲完全是个迫害者。但这背后，是父亲的缺席。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，不管从女性的角度还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，这都是不公平的，都是有问题的。
比如李风的爸爸，他始终不理解，李风怎么会这样？我的儿子怎么可能这样？他一直是不可思议的神情。
雅雅说她生病之后，她的父亲看到她和母亲崩溃就非常暴躁，觉得哭是一种耻辱，有时候甚至摔门而去。她到医院看病的一年多里，爸爸没有陪她进过医院一次。
父亲的缺席导致母亲更加处于一个悲凉的状态，因为她必须要全身心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之中，必须要更多地接触孩子，她跟孩子的矛盾更直接，因为没有人替她承担。
我在约访父亲的时候，发现他们大多不愿意面对问题。他们会说，没事，都是暂时的。
母亲成了一个埋怨对象。家庭内部会有一个潜在的声音说，都是母亲的错。当然都是母亲的错，因为母亲参与最多，错到最后，都是母亲来承担。
父亲总觉得是母亲过于焦虑造成孩子有问题，你不管可能孩子就好了，这是他们的认知，所以他们会拒绝妻子跟他交流，也拒绝妻子想让他跟孩子交流的提议。
当母亲察觉到孩子必须去看病、必须去找心理咨询师，男性往往是晚一步、两步甚至三步的。因为他们跟孩子交流太少太少，我们文化里，父亲还是个权威的形象。这是中国大部分父亲的认知，不该软弱，不应该跟你们一块哭。
我们不注重男性的家庭角色，而更注重男性的社会角色，到了今天，我觉得男性要重新思考。固然男性被社会赋予了更多的期待，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家里还有个孩子，这个孩子也是你非常重要的任务，并非说你挣来钱给了孩子这个事情就完成了。
写这本书，我一度觉得写不下去。我采访了这么多孩子，他们都那么好，我会心疼，也会有种自我谴责。我们无意间都扮演了压迫的角色，都在做这样的推手。
我也看到了很多家长的无助。很多孩子在吃药，该不该吃药，家长始终都不知道。我不是要否定精神科医生，他们也很忙，每天面对无数患者，不可能每个人都花很长时间，他不是心理咨询师，也不承担这个义务。但矛盾该怎么解决？家长无数的迷茫和困惑，在精神科医生那儿得不到解释。给几片药拿去吃，吃完之后拐过来再换药，仍然得不到解释。但家长们是需要一丁点解释的。
最终写作时，我还是把家庭关系推在前面，这是我们更容易改变的。大的社会压力，社会结构、学校制度，我们很难靠个人的力量撼动，而家长可以有所警醒。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从深层改变自己，重新梳理自己，我们不知道文化的惯性、思维的惯性已经完全影响了我们的亲子关系，甚至影响了自身的生长。
写这本书，对我是个完善自己的过程。可能，我现在比过去会更耐心些对待孩子，更尊重孩子，而不是着急替他做判断。我想，只要孩子健康，只要他内心有一种健康生活的意愿，能找到自己的支撑点，我都可以接受。
因为我意识到孩子和我们不一样，他是一个生命。他所面对的社会境况，学校环境，他的个人认知，和我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不能要求他跟我一样。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发展轨迹，即使他是我儿子，即使我希望他怎么样，但他不会如我所愿。
